我出生於台灣新竹市。我家住在西門街，就在天主教堂前面；門前有六棵椰子樹，旁邊有一塊空地。 記得每當稻米成熟的時侯，都會有農民把收割下來的稻米，放在那塊空地上曬。很多附小的同學上學時，都會經過我家。
在1958年左右，因為全家要搬去台北, 我就從附小轉學了。我們家搬到台北後，我就進入福星國小就讀，於1961年畢業。 那年的初中入學考試，我考進成淵中學。念完初中一年級後，我又轉學了， 因為父親在香港做生意的關係，我們舉家遷到香港。
原來二戰後，我父親帶着祖母從泰國回到台灣定居。 在回台途中船經過香港時，我父親就順便辦理了香港的居留權, 因此我出生後，也有香港的居留權。 我祖父留在泰國，成立了另一個家, 所以我的叔叔和姑姑都是泰國籍。
1962年9月，我母親帶着我同妹妹，從基隆搭乘香港太古輪船的「四川輪」赴港。在途中被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颱風「温黛」的風尾所襲擊。在三天的航程中，我一進食就暈船。抵港後，港口的移民官員拿着我的証件卻認不出我。根據香港政府的記錄，「温黛」颱風造成的死亡人數共計183人。
沒想到抵港後，才是我苦難的開始. 我當時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，英文只認得26個字母。 而我的父親硬要我進英文學校就讀。於是頭一年我只好進英文補習班就讀, 每天拿着字典死記單字，希望能趕得上進度。父親還要我每天負責去市場買菜，以便從買菜的經驗中，學習講廣東話。 第二年我進入「高主教書院」從小學六年級從新開始讀起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我對小孩的教育，沒有採取強迫的方式。
這所學校是一所天主教會辨的男校, 校監是一位義大利神父，他在大陸被囚禁了幾年，才在教廷安排下，到這所學校當校監。 可能校監神父知道我是台灣來的，才破例收我。在學校除了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以外的其他的課程，全部都是用英語教學。在學校就算同學間的交流，也要用英語，要是被老師發現以「非英語」彼此溝通是要被罰的 。 當時學校對我的評估是，我只可以應付小學六年的課程。不過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, 那就是因為我的年齡比同級的同學大, 所以身體比他們強壯一些，因此沒有人敢欺負我。很快地同學們就給我取了個花名叫「大哥鴻」。 另一個好處是，學校中國文學及中國史是用廣東話教學, 老師知道我的母語不是廣東話, 在校那麼多年，從來沒有被點名要我背書。
在港期間，又經歷了香港左派组織的暴動。每晚從樓上看警方與暴動人群對攻，又不敢伸出頭去看，因為警方有令，可以向上開槍，以防有人向下丟炸彈。次日早上一切又恢復平靜，大家繼續上學。此外，我也經歷了四天才供應兩小時水的時代。那時全家都放滿了大大小小的水桶，在供水期的時候，才能痛快地洗個澡。
在「高主教書院」完成中學五年後，我參加了香港政府舉辨的會考(香港中學五年畢業。 參加會考，如果成績最少有二科優或良的成績，就可以報讀預科，預科二年後, 參加高級文憑試, 再跟據考試成績，報名大學。大學除了醫科和建科外，其他的都是三年。 可能因為我在台灣唸過書, 中文底子比較好, 我的中國文學考試還拿到優的成績。
會考完了，我留在「高主教書院」讀預科，讀完了一年預科以後，我就申請到美國印地安那大學，主修工商管理。本來美國大學是要讀四年的, 我為了要追回那失落的三年, 就盡量多修學分, 連暑假都不放過。 终於在二年零八個月的努力後，我在1972年拿到理學士的畢業證書。在美國那時期，適逢保釣運動, 我也去參加活動，表達對釣魚台屬於台灣的支持。
大學畢業證書拿到當天，我就啟程從美國返回香港。那時有很多人，包括我在美國的舅舅、 阿姨、叔叔及姑姑等親戚，都問我為什麼不留在美國發展。我的回答是，我要追回在香港那些年失去的時間, 而且當時香港只有兩所大學, 所以大學畢業生不多, 回歸香港的畢業生也很少, 所以我回去以後的競爭力，還是不錯的。如果我留在美國只靠一張學士畢業證書，根本沒法與美國境內同樣具有學士學位的人競爭。
彦鴻 2018.4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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